日本侵略者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告投降的。我在那年的八月十九日就從昆明飛回了闊別多年的上海，這是日本宣告投降后，從內地飛回上海的第一架飛機。因我在美軍里工作，所以得到了這一難得的機會。當時在昆明領導我工作的是華崗同志，那年五月下旬,他曾要我利用美軍的飛機去重慶見過一次中共的領導人王若飛同志。若飛同志當時已經估計到日本侵略者不久就會宣告投降,所以對日本投降后的局勢有很精辟的分析,并對上海的地下黨應如何迎接這一局勢有很明確的指示。若飛同志要我利用自已的職務，爭取搭第一架美軍飛機去上海傳達中央的指示。當時上海的地下黨原是準備要武裝起義,奪取上海政權的,但中央不同意這一做法，所以要我到上海后要迅速找到地下黨負責人，并把中央的這一決定告訴他們，停止武裝起義，并把黨所控制的武裝力量轉移蘇北，在上海地區(qū)則著重展開黨的宣傳工作和統(tǒng)戰(zhàn)工作,形成一股強大的要求人民民主的力量。

　　我飛回上海后，就按照中央的指示，首先找到了地下黨的負責人張執(zhí)一同志，講清了中央的意圖。不幾天,中央的正式指示也從電臺上轉來了，所以上海的地下黨就完全放棄了原先準備的武裝起義的計劃，改為全力推進宣傳工作和發(fā)動民主運動。我在上海，找到了黨的關系，也找了我許多老戰(zhàn)友、老朋友，還通過他們結識了許多新戰(zhàn)友，新朋友。當我離開昆明時,在昆明開設“北門書屋”的李公樸同志贈送了我一大布袋內地在抗戰(zhàn)時期所出版的進步書刊，這些書刊，當時的上海，當然是看不到的。我到達上海后，就依照公樸同志的囑咐把這一大布袋進步書刊交給了當時在上海工作的徐伯昕同志。伯昕同志拿到這些書刊后曾經在內部舉辦了一個“書屋”，讓所有在上海的進步人士都可有機會看到。我在一九三九年離開上海時，還曾參加過一些“聚餐會”,這些“聚餐會”都是地下黨推進工作的一種方式，其中有一個名“星二聚餐會”，參加的都是上海文化、教育和工商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鄭振鐸教授，許廣平同志和嚴景耀、雷潔瓊同志夫婦等人。使我高興的是：這一“聚餐會”在我離開上海后的這么長一段時間里竟始終沒有間斷，而且參加人還有發(fā)展，如趙樸初同志等,這時已都是“星二聚餐會”的參加者了。我到達上海后，就和這些老戰(zhàn)友都熱烈地會了面，還去參加了一次“星二聚餐會”,向這些老戰(zhàn)友講了當時的局勢和我們要做的工作。

　　那時的上海還有一些爭民主的老前輩，如馬敘倫先生等，我都一一作了拜訪，當面向他們匯報了內地的民主運動情況。不久，鄭振鐸教授主編的《民主》周刊就問世了。唐弢、柯靈同志主編的《周報》也問世。記得我曾在《民主》周刊創(chuàng)刊號上寫過篇報導內地民主運動情況的文章。我還到其他的人民團體作了不少報告，宣傳內地的民主運動，借以推動當時上海人民的民主運動?？箲?zhàn)剛結束時，國民黨在上海人民的心目中的形像應該說是還不錯的，可是不久，從內地飛去上海的國民黨“接收”大員，他們都大肆貪污受賄，魚肉人民，于是很快就把上海人民的“民心”失掉了，再加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積極發(fā)動內戰(zhàn)，破壞生產，出現惡性通貨膨脹使得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把人民都逼得沒有辦法，只有起來要求“民主”,要求反“內戰(zhàn)”。在當時的要求民主的運動中，原來參加“星二聚餐會”的許廣平同志等都起了很好的領導作用。這些同志后來就終于在一九四五年的十二月結成了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黨派——即中國民主促進會，這是一個以教育、文化界人士為主形成的民主黨派，解放后就進一步團結、教育了許多中小學教師，成為一個在中國教育、文化界始終起著重要進步作用的民主黨派。

　　我和中國民主促進會的許多創(chuàng)始人，都存在著很深的革命友誼。在這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四十五周年的日子里，特寫此文，作為我對慶祝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四十五周年的獻禮。

　　(1990年11日6日)

　　作者是全國人大常委、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也是民進第二次會員大會選票上的44人之一。（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