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功（1901—1980）是我國現(xiàn)代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教育家。葉圣陶（1894—1988）是現(xiàn)代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和出版家。在新中國初期，他們先后在出版總署編審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一起共事五年，尤以創(chuàng)立新華辭書社、編纂聞名遐邇的《新華字典》而永載史冊。這既是魏建功先生擔任社長的新華辭書社為社會做的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也是葉圣陶先生領(lǐng)銜的人教社為新中國奉獻的除了中小學各科教科書之外的又一份厚禮。2020年是新華辭書社建社70周年，也是人教社建社70周年，值此之際，謹以此文表示紀念和慶賀。

　　新華辭書社創(chuàng)立

　　新華辭書社是我國第一家國家級辭書編纂機構(gòu)，署名“新華辭書社編”的《新華字典》（1953）是新中國第一部以白話釋義、用白話舉例的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字典。對此，魏建功主編功勞最大，葉圣陶終審功不可沒。他們倆對編寫這樣的字典，一直都有著多年的情懷和夢想，新華辭書社的創(chuàng)立也緣于此。

　　鑒于過去字典辭書多為大部頭、不便翻查，而小字典或?qū)W生字典錯誤多、不甚準確、也不好用等問題，葉圣陶早在開明書店任總編輯時，就想編一本適合一般文化程度使用的小字典，還曾多次討論過字典的編輯事宜。新中國成立以后，擔任出版總署副署長兼編審局局長的葉圣陶，在負責各種教材編寫之余，仍惦記著適時邀請一位熱心辭書的名家來主持編寫這樣一本字典。同樣，編纂一本大眾需要的新字典，也是魏建功的夙愿。他在解放前夕擔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時，曾與周祖謨、金克木、張克強和吳曉鈴等北大同仁，商量編纂一本新型的實用性字典獻給即將誕生的新中國。他還草擬了一個“突破傳統(tǒng)字典部首檢字法，采取音序排列檢字”的《編輯字典計劃》，并把它寄給了開明書店。新中國成立后，也在編審局兼職工作的魏建功，與葉圣陶一拍即合，都認為隨著中小學教科書編寫修訂工作步入正規(guī)，應(yīng)該有一部新的普及性字典，而且時機已經(jīng)成熟，于是決定在編審局建一個以“新華”為字頭的直屬機構(gòu)——“新華辭書社”，并由魏建功出面主持，著手早有計議的小字典，即后來命名為《新華字典》的編寫工作。

　　對此，《葉圣陶日記》都有具體記載：新中國成立前夕的“傍晚，魏建功來訪，談渠與同氣四人計劃開明編字典之事。其字典注重于活的語言，以聲音為綱，一反從前以字形為綱之辦法，的是新創(chuàng)。有計劃書甚長，各點余大多同意。唯須用工作人員至少五人，又有五位主編者，歷時又恐不會甚暫，如此規(guī)模，是否為開明所能勝，余未敢斷言。”由于魏建功頗為葉圣陶所賞識，因而將其拉到了葉圣陶直接領(lǐng)導的教科書編審委和編審局兼職工作，幫助審訂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甚至還承擔了召集北大同人編寫新中國第一本高中語文課本（即周祖謨、游國恩、楊晦、趙西陸、劉禹昌、魏建功編《高級中學語文課本》）的任務(wù)。結(jié)果大半年下來，編字典的事情被暫時擱置下來，魏建功反倒參與不少教科書編審的事情。

　　他們兩個人再次談及編字典之事，便到了1950年春天，起因是教育部有意將掛靠在北京師大的大辭典編纂處改屬出版總署（后來實際上并未接收）。葉圣陶借機詢問魏建功“可否由渠主持其事。渠謂于字典辭典頗有雄心，唯須北大方面職務(wù)能擺脫方可”。于是，葉圣陶兩次致函北大校長湯用彤，商調(diào)中文系主任魏建功教授到出版總署編審局主持籌建辭書機構(gòu)、領(lǐng)銜字典編寫事宜。北大同意后，魏建功和葉圣陶隨即開始謀劃新華辭書社籌備事宜，也為“將來還擬成立辭書出版社，專門出版供各方面需要的字典辭書”做準備，并明確由魏建功負責“延致人員”。

　　1950年8月1日，新華辭書社成立，杜子勁、李九魁、張克強、蕭家霖、孔凡均、李文生先后入職。其中，杜子勁系葉蠖生（時任出版總署辦公廳副主任）介紹，李九魁由金燦然（編審局秘書長）推薦，張克強、蕭家霖、孔凡均則為魏建功推薦（介紹蕭家霖的還有劉鴻文），李文生是分配來的輔仁大學畢業(yè)生。

　　《新華字典》的誕生

　　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葉圣陶兼任社長、總編輯，魏建功被任命為首屆社務(wù)委員，兼新華辭書社社長。成立不久的新華辭書社轉(zhuǎn)隸人教社，都在出版總署院內(nèi)一起辦公，并組建了辭書社務(wù)委員會，成員有葉圣陶、魏建功、金燦然和蕭家霖。魏建功仍為兼職，一半時間在人教社編字典，一半時間在北大教書，其工資兩家各付一半。

　　1951年1月，社務(wù)會決定“加添人員，加勁工作”，魏建功便先后招來了朱沖濤、張廼芝（女）、李伯純、劉慶?。ɡ桢\熙介紹）、王蘊明（女）以及繕寫員游禹承（后為趙桂鈞），工作人員翻了一番。他安排了四位年齡較大者各負責一攤。據(jù)劉慶隆回憶說：“1951年初，根據(jù)工作需要劃分了三個組：編寫組由魏建功、蕭家霖兩位負責，資料組由杜子勁負責，總務(wù)組由朱沖濤負責?！?/p>

　　1952年2月，教育部工作會議決定成立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加強對教科書和人教社的管理和支持力度，其中人力配備之一項，擬以教育部名義調(diào)北大的魏建功和清華的呂叔湘專職到人教社工作。為此，葉圣陶還同他們分別談過話。其中，魏建功對完全辭去已做多年的北大教授職位一直下不了決心，而呂叔湘“自言不甚宜于我社之工作，謂較近者為語法研究”。結(jié)果，魏建功繼續(xù)在人教社兼職，主持辭書社全面工作，蕭家霖協(xié)助負責日常工作。呂叔湘也到了人教社兼職工作，任副總編輯，主要領(lǐng)導中學《漢語》課本的編寫，并極力推薦張志公入社協(xié)助其工作。1952年6月，人教社編輯部門遷至教育部院內(nèi)小紅樓辦公，各編輯組改為編輯室，新華辭書社則改為辭書編輯室（但對外仍叫新華辭書社），魏建功任主任，葉圣陶繼續(xù)分管。

　　1953年1月，新華辭書社編寫的第一本工具書《常用字用法舉例》（1954年11月三版時，改書名為《常用字匯》）正式由人教社出版。10月，魏建功及同人積三年之功、幾易其稿的音序排列的《新華字典》也由人教社出版，封面“新華字典”四個字由魏建功題寫。12月，葉圣陶調(diào)惲逸群擔任辭書編輯室副主任（辭書社副社長），參與該室領(lǐng)導工作。這樣，魏建功和蕭家霖便有更多時間用于部首排列的《新華字典》的編寫工作。1954年11月，這個版本的《新華字典》得以順利出版，也由魏建功題寫書名。至此，魏建功多年來編字典的心事了卻，意愿達成。之后，他便逐漸淡出辭書社的工作（業(yè)務(wù)由蕭家霖主持），而忙于北大尤其是國家文字改革的事情，將精力投入到《漢字簡化方案》制訂和《常用字簡化表草案》修訂的工作之中。

　　1954年12月1日，辭書編輯室（新華辭書社）整體劃歸文化部出版局管轄的古籍出版社。其間，編寫組又根據(jù)《漢字簡化方案》和《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對《新華字典》音序本進行了一次全面修訂。1956年2月，國務(wù)院發(fā)布《關(guān)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并責成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寫一部規(guī)范的現(xiàn)代漢語中型辭典。7月1日，辭書編輯室（新華辭書社）又并入中科院語言研究所，并與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的編輯人員和語言所部分人員一起組建了詞典編輯室，從此投入到《現(xiàn)代漢語詞典》的編纂工作，同時也意味著已存在六年的新華辭書社的完結(jié)。1957年，《新華字典》由人教社轉(zhuǎn)交商務(wù)印書館出版（新1版），此后《新華字典》一直由商務(wù)印書館負責修訂再版。

　　首部“新型小字典”編撰始末

　　《新華字典》是魏建功主持的新華辭書社的代表作，也是人教社編輯出版的第一部字典。這部精品力作由魏建功主編、葉圣陶終審，辭書社10余人直接參與，前后編寫了整整三年時間，多次征求多方意見，反復修改，幾易其稿，精益求精，凝聚了我國老一輩語文、教育特別是辭書人的智慧和心血。其工作量之大、編寫難度之高，歷程之艱辛和復雜，可想而知。

　　《新華字典》項目啟動于新華辭書社成立之時，參與其框架設(shè)計的有葉圣陶、魏建功、呂叔湘、蕭家霖、孔凡均、杜子勁、李九魁、張克強等。經(jīng)過比較幾種方案，最后確定按照魏建功先前制定的“以音統(tǒng)字、以字統(tǒng)義、以義統(tǒng)詞”為總體例的字典編輯計劃施工，以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增訂注解的《國音常用字匯》為基礎(chǔ)，編纂一個適合一般文化程度查用的新型小字典，既要注音，更要釋義和例句，且全用白話，還穿插配圖，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有別于以往和市面上的各種字典。接著，編寫組成員寫成了一些條目樣稿，商討和明確了字典體例和如何注釋等一系列技術(shù)問題后，便先拿出一個“部分油印本”（葉圣陶語，下同）去征求意見。葉圣陶評價說：“覺諸人所見均齊，所撰字典當可勝常一籌?！?/p>

　　《新華字典》初稿形成于1951年。由于新華辭書社轉(zhuǎn)隸人教社，人員添加一倍，字典編寫工作大大提速，大家全力以赴投入資料搜集和初稿編寫工作，經(jīng)過半年時間，于1951年夏拿出一個“寫定之字典稿”即初稿。葉圣陶審看數(shù)月，“一一提出修改意見”，認為“辭書社所編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義一例，均用心思。唯不免偏于專家觀點，以供一般人應(yīng)有，或嫌其繁瑣而不明快。深入淺出誠大非易事也”。據(jù)劉慶隆回憶說：“有的稿子像作文一樣進行修改，有的地方提出意見，供編寫人員參考研究，有時也和大家一起討論”。同時，魏建功又將初稿征求行家（如呂叔湘、王力、張中行等）意見，還分別召開了由專家、中小學教師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干部參加的座談會。根據(jù)各方意見反饋，魏建功帶領(lǐng)編寫組對問題多多的字典初稿進行了全面修改。原計劃是1952年完稿出版，但計劃落空，因為“大家已卷入三反之浪潮，經(jīng)常工作幾乎全部停止”，而魏建功在人教社是兼職，按要求必須回北大參加思想改造運動。此外，稿子分歧較大，很難統(tǒng)一，還存在思想性、科學性、通俗性協(xié)調(diào)一致的問題。

　　《新華字典》第二稿或重寫稿，形成于1952年。魏建功從北大回來后，按照葉圣陶關(guān)于“辭書社須研究整頓，方可做出成績”的指示，開始整頓社務(wù)、推進工作。經(jīng)過了三反運動和思想改造學習，大家主動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思想逐步統(tǒng)一，一致認為要對字典初稿進行全面改造，甚至重寫。為了改變過去缺乏統(tǒng)籌、各自為戰(zhàn)、互不溝通、效率不高等問題。這次集中大修訂或重寫工作實行了初編、看稿、定稿三個環(huán)節(jié)，并采取流水作業(yè)、平行進行的方式。初編的人分成小組，每個人編的稿子，由小組互審提意見，個人進行修改，然后交魏建功定稿。初編者用藍墨水，看稿人修改用紅墨水，定稿者用綠墨水。魏建功定稿后，交趙桂鈞（繕寫員，接游禹承）刻寫油印，分送葉圣陶、金燦然等領(lǐng)導和專家、中小學教師以及一部分讀者對象去審閱提意見。就這樣，魏建功重新帶領(lǐng)辭書社人員，經(jīng)過半年的努力工作，于1952年9月拿出一個“重新改定之字典稿”即第二稿。

　　接著，便進入一個較為漫長（近一年）的修訂和完善階段。魏建功一如既往地從各方面收集意見和建議，然后據(jù)此進行再加工和完善。其中，僅人教社就有副總編輯辛安亭、呂叔湘，中小學語文編輯室朱文叔、黎季純（黎明）、劉御、王泗原、隋樹森、王微、蔡超塵、孫功炎、張中行等參與其中。葉圣陶更是率先垂范，這次審讀如同初稿閱改一樣，耗費數(shù)月且仔細認真，但他不厭其煩，樂在其中。甚至在字典交稿付排中，還在不停地修改，如同他審讀教科書一樣，實為“流水作業(yè)”的審訂者或終審者。在字典定稿之前，為慎重起見，魏建功再次請專家與有一定文化程度者各座談一次，取得意見再作必要修改。同時，以《人民日報》一篇文章為例，摘出其中主要用詞，視字典中是否都予以解決，結(jié)果漏字者有之，已列而解釋未周者有之。

　　《新華字典》定稿完成于1953年。經(jīng)過大半年的反復修改、技術(shù)加工、核查體例、平衡條目和添加繪圖（插圖500多幅，由人教社繪圖科繪制）等，于1953年7月中旬完稿，并交人教社總編室，由葉圣陶簽發(fā)，送出版部發(fā)排。葉圣陶評價這部字典時說：“我人之字典為應(yīng)讀者之需，總得為讀者解決問題，雖不能盡善盡美，終當有多少優(yōu)點?！蔽航üt謂：“此字典僅屬草創(chuàng)，總算脫了窠臼，不如其他字典之抄來抄去。至于求其精純正確，無懈可擊，只得俟諸異日?！贝送猓航ü€起草了《新華字典》檢字表、凡例、附錄和宣傳稿，也是由葉圣陶修改審定的。

　　首部《新華字典》的出版與印裝

　　《新華字典》出版和印裝環(huán)節(jié)（1953年7—12月）也不簡單，需要做的工作很多。當時是傳統(tǒng)手工鉛字排版印刷，裝訂除了訂書機和切紙刀是半機械化作業(yè)，其余基本上都是手工作坊，耗時費力又分散，很容易出錯，尤其是在最后印裝過程中，還差一點犯了政治性錯誤（不是出版而是編輯的責任）。

　　在《新華字典》即將發(fā)排時，葉圣陶、魏建功協(xié)調(diào)各方，統(tǒng)一行動，落實責任，召集辭書社、總編室、出版部等多部門，會商字典的排印出版問題，對版式、裝幀、插圖、校對、宣傳各方面皆有計劃和要求。其中，初版計劃印制50萬冊，初次印數(shù)30萬冊。葉圣陶要求各部門一定要高度重視，明確任務(wù)，步調(diào)一致，密切配合，還特別強調(diào)：“字典是典范性書籍，這又是新中國第一本字典，不能有絲毫差錯。”并且，按照人教社出書程序和出版印制公約，辭書社與出版部簽訂出版合同，明確兩家以及各環(huán)節(jié)和相關(guān)人應(yīng)負之責。比如，每次排版校樣出來以后，都要一式兩份，一份交辭書編輯室校核，一份由出版部校對科進行校對。關(guān)于版式和設(shè)計，葉圣陶、魏建功與出版部主任吉少甫、設(shè)計科科長李惠喬等幾次商量《新華字典》的設(shè)計和排版問題，在多個版式和封面樣張的設(shè)計中，選擇了一個簡潔、樸素、美觀的方案。最后確定下來初次印刷的30萬冊《新華字典》均為布脊紙面精裝。

　　《新華字典》排印后，校對環(huán)節(jié)十分重要。葉圣陶與魏建功、吉少甫等多次談到這個問題，要求認真校對，嚴格把關(guān)，杜絕差錯。出版部主任吉少甫挑選了懂拼音、有豐富校對經(jīng)驗的部門負責人專門負責稿子的校對工作，每次樣稿出來，他們就輪流校對，夜以繼日地一直到四校核紅簽字付印（還不包括抽查全書后300頁校樣）。此外，辭書社編輯也在同時審核校對，平日書籍出版是“三審三?！?，《新華字典》則是“四審四?！薄?/p>

　　印刷和裝訂是《新華字典》出版過程的又一重要環(huán)節(jié)。第一次印刷30萬冊精裝書，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小的印裝工程。印刷全部由國營大廠北京新華印刷廠承印，質(zhì)量應(yīng)該沒有問題，但該廠卻承接不了裝訂。于是，負責校對的方國楣又被派去負責印裝工作，他們便將印廠印好的散頁拿到社會上的6家裝訂社去完成裝訂，一方面提出嚴格質(zhì)量標準要求，一方面派多人下廠專門監(jiān)督檢查。他回憶說：“因為初次出版這么大量的精裝書，又是新中國第一本字典，大家沒經(jīng)驗，生怕出紕漏。從分批交貨到最后全部交到新華書店，沒有因印裝質(zhì)量被拒收，基本上過關(guān)?！?/p>

　　字典辭典與教科書一樣都不容出一點錯，一旦印制或問世之后發(fā)現(xiàn)問題需要立即處置、妥善解決。《新華字典》在第一版印制過半的時候也出現(xiàn)了這樣的緊急情況。成品樣書一送到金燦然（出版總署出版司副司長兼人教社副總編輯）手中，他就發(fā)現(xiàn)了該書的一處嚴重錯誤，葉圣陶當即“作書至建功、家霖，告以燦然自字典中看出毛病，頗嚴重，宜急謀補救，作勘誤”。第二天，葉圣陶、魏建功、蕭家霖、惲逸群一起“商補救錯誤之辦法。尚有200萬冊（實際是20萬冊——筆者注）未印，可以改版。已印之300萬冊（實際是30萬冊——筆者注）只得勘誤矣”，同時明確了具體責任人：“當時油印分發(fā)原稿, 多數(shù)人看過，余亦看過，未經(jīng)發(fā)覺，僅惲一人曾標明應(yīng)改動，而蕭君等未之改。”由此可見，當編輯做編校歷來都不是件輕松的活，當編輯自己著書尤其是編寫字典、教材更是不省心。

　　最后，是《新華字典》初版的發(fā)行和再版的修訂（1954年7～12月）?！缎氯A字典》初版全部由新華書店發(fā)行，上市不到半年，即全部銷售一空。對初版的修訂再版，又提到了議事日程。本應(yīng)適當修訂，稍微改動，加以完善，但《新華字典》初版為音序排列，北方人對國家通用語言和注音字母掌握問題不大，而南方人方言重則不然，查閱起來比較費勁。于是，魏建功決定修訂再版，“改按音序排列為部首排列”，“既按部首則悉照《康熙字典》”。過去一直忙碌不停、此時已60歲的葉圣陶決定放手，讓魏建功完全負責《新華字典》部首版的最后審讀和出版工作。

　　字典不同于一般書籍，是人人要看的工具書，如同教科書是學生都要精讀的書一樣，是非常特殊又十分重要的精神產(chǎn)品。它們既要有簡潔性、可讀性、科學性、思想性，更應(yīng)具有規(guī)范性、標桿性、經(jīng)典性、權(quán)威性，而且不容忍出現(xiàn)在一般書籍里正常出錯的編校失誤。正因為如此，魏建功、葉圣陶才會在建國之初成立一個編寫辭書的專門機構(gòu)——新華辭書社，專心編寫供大眾和學生閱讀的字典——《新華字典》，也才會在百忙之中費了三年多時間不知疲倦、不辭勞苦地反復修改和不斷打磨這本小字典，即便最后把自己折騰得筋疲力盡、苦不堪言，也在所不惜、無怨無悔。難得可貴的是，他們倆除了理性認識、職業(yè)習慣和責任感、使命感之外，還有一份濃濃的字典情懷和志趣，由此才能堅持不懈并樂此不疲，持續(xù)地保持興味。還有，對這個字典，魏建功一直主持并主編，葉圣陶始終扶助并終審，但他們都沒有在出版的《新華字典》上署名，更沒有因此得利，在那個創(chuàng)立初心的年代，毅然地使《新華字典》在眾多字典中脫穎而出、獨占鰲頭。雖然他們對這本字典自我評價不高，如魏建功一句謙虛地自評 “此字典僅屬草創(chuàng)，總算脫了窠臼，不如其他字典之抄來抄去”，卻創(chuàng)造了一個精品力作，創(chuàng)新一個圖書品牌，至今無人超越，縱然多次改版仍不更其名。

　?。ū疚淖髡邽槿嗣窠逃霭嫔缈偩庉嫛⒄n程教材研究所所長，葉圣陶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