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漱渝:我了解的《魯迅全集》
如果說,2005年版的《魯迅全集》有什么優(yōu)點,那是因為此前的1938年版、1958年版、1981年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前輩們?yōu)榇瞬恢冻隽硕嗌傩难椭腔?,每一版都是中國出版史上的輝煌一頁。
1938年版:奠基之作,七次出版,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
世界文化史和中國文化史上都有些書被稱為“奇書”:有的是因為至今無人能懂,有的是因為內(nèi)容深邃,有的是因為技巧卓越。我認為《魯迅全集》也堪稱一部奇書:不僅因為其思想藝術造詣,也因為參與編注的人數(shù)眾多,注釋的難度極大,收羅的作品最全,修訂的時間幾乎長達一個世紀。
魯迅生前,即手書了“三十年集編目”兩種。這“三十年”,是指1907年至1936年。這份書目,是許廣平等編輯1938年版《魯迅全集》的基礎。從那時至今,已有87年。而再次修訂《魯迅全集》的計劃已在醞釀,準備2026年在魯迅逝世90周年之際公開發(fā)行。一部在近一個世紀中不斷完善的作家全集,在世界出版史上恐怕絕無僅有。
《魯迅三十年集》的出版設想在魯迅生前并未完成,直到1938年夏秋之季,20巨冊600多萬字的《魯迅全集》才在淪陷后的上海出版。這項浩大艱巨的文化工程得到了上海地下黨的大力支持。編書計劃主要由許廣平、鄭振鐸、王任叔擔任,參與人員見該書附錄的《編校后記》。這是《魯迅全集》的奠基之作,把魯迅著譯進行了第一次整理。缺陷是:一、內(nèi)容不全。魯迅書信來不及廣泛征集,已有的魯迅日記未能編入,集外文佚失的較多;二、翻譯文字幾乎占到了全集篇幅的一半,這既增加了出版成本,提高了書籍售價,而且譯文跟創(chuàng)作畢竟不能混為一談。從1939年至1973年,這套全集曾七次出版,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
1958年版:首次為魯迅作品添加了帶權(quán)威性的注釋
由于1938年版《魯迅全集》存在上述不足,馮雪峰擬定了一個《關于魯迅著作的編校注釋和出版》計劃,刊登于1951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他準備1952年完成全部編校注釋工作。但這個版本的《魯迅全集》(10卷本)直到1956年至1958年10月才由人民出版社分卷出齊,同時于1958年12月出齊了《魯迅譯文集》(10卷本)。
馮雪峰的設想之所以沒有在原定的時間完成,是因為他對于這一工作的難度估計不足,人手又過于單薄。負責這一工作的魯迅著作編刊社(后成為人民文學出版社下屬的魯迅著作編輯室)只有七人。馮雪峰由于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又有其他兼職,無力參與大量的實際工作。負責行政事務并參與編輯工作的是中國第一部《魯迅傳》的作者王士菁。其他三位專家是《魯迅事跡考》的作者林辰、魯迅《集外集》的編者楊霽云、著名翻譯家孫用。還有殷維漢和楊立平兩位行政人員。1958年版《魯迅全集》就是這個編制極小的魯編室完成的,這本身就是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跡。
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最大貢獻,是首次為魯迅作品添加了帶權(quán)威性的注釋。但由于當時政治因素的影響,已經(jīng)收集到的魯迅書信1165封只收入了334封。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一文中,又加上了一條顛倒歷史是非的注釋。因此,在1966年之后自然不再繼續(xù)印行。
1981年版:“紅皮本”是這一版的雛形
1971年,經(jīng)毛澤東批示同意,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于當年7至8月召開。會議結(jié)束之后,人民文學出版社立即著手編選一部《魯迅雜文書信集》,并準備陸續(xù)出版《魯迅創(chuàng)作選》,重印魯迅著作單行本,并重新編注《魯迅全集》。但工作過程中阻力重重。1975年10月28日,魯迅之子周海嬰就魯迅研究和魯迅著作出版問題上書毛澤東,毛澤東于當年11月1日批示“贊成”,編注一部新版《魯迅全集》(即81年版)才提到了議事日程。這部全集的征求意見本被稱為“紅皮書”。
“紅皮本”是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雛形。因為封面均為紅色,故簡稱為“紅皮本”。選擇紅色為底色,是打上了那個年代的印記?!拔母铩睍r期教學科研都要跟工農(nóng)兵相結(jié)合,叫“摻砂子”,編著《魯迅全集》亦然。雖然實際執(zhí)筆者主要是一些高等院校中文系的教師,還有不少部隊、工廠和農(nóng)村的工農(nóng)兵理論組成員。至于成員的具體人數(shù),只能用浩浩蕩蕩來形容,沒有任何人能統(tǒng)計得一清二楚。這在世界出版史上,也是一個空前絕后的壯舉。
“紅皮本”魯迅著作單行本有一個特點,就是各篇首頁之下有題解,篇尾有注釋。所謂“題解”就是說明各篇發(fā)表的時代背景、主題思想,慣常寫法就是在什么情況之下通過什么表現(xiàn)了什么。贊成這種做法的代表人物是李何林。他認為“題解”能產(chǎn)生普及魯迅作品的社會效益,魯迅研究者有義務幫助一般讀者讀懂魯迅。但撰寫“題解”后來碰到了瓶頸,比如討論《二心集·唐朝的釘梢》一文時,有人認為是在借唐代張泌《浣溪沙》詞諷刺十里洋場上海的社會惡習,有人認為是在影射國民黨特務秘密跟蹤革命者,還有人認為是在諷刺“新月派”文人追隨國民黨政權(quán),各方相持不一,無人拍板。這時胡喬木表示,每篇都做題解會將魯迅作品的豐富內(nèi)涵簡單化、模式化,不利于讀者進行開放式的閱讀。大多數(shù)人接受了胡喬木的意見。
參加“紅皮本”編注工作的人員雖然數(shù)不勝數(shù),但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定稿工作依靠的還是少數(shù)人。主力是以王仰晨為主任、李文兵為副主任的魯迅著作編輯室成員,還有從各地借調(diào)的學者、教授,如朱正、包子衍、應錦襄、陳瓊芝、蔣錫金等。何啟治寫過一篇《播魯迅精神之火——記新版〈魯迅全集〉的誕生》。這里所說的新版即1981年版。
1981年版《魯迅全集》計16分冊(不包括譯文),跟1958年版相比,增收了佚文55篇,共收魯迅書信1456件(包括致國外人士的信及殘缺件),還增補了序跋,達到了“收集比較完備,??北容^精確,注釋比較詳盡”的學術要求——其中注釋由5800余條、約54萬字增至23400條、共187萬字。據(jù)《全集》領導小組成員秦牧說,該版首印數(shù)是36000套,而每一種單行大抵是20000冊。后來《魯迅全集》多次重印,據(jù)說共印了16萬套。
2005年版:注釋比較客觀公正,顯得更加學術化
用三個“比較”概括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特色,既肯定了成就,又承認還有提升質(zhì)量的空間。1995年9月8日和2001年6月12日,我在魯迅著作出版座談會上兩次坦陳了1981年版《魯迅全集》需要再次修訂的理由,其中特別強調(diào)了修訂注釋的必要性:
“注釋的目的主要是讓讀者了解魯迅著作的本義,并不需要離開文本發(fā)表注釋者本人的價值判斷——那是研究者的任務。研究者在自己的論著中,盡可以對魯迅著作各抒己見,而不必強求一律。如果我們片面強調(diào)給《魯迅全集》中涉及的人物作蓋棺定論,就很難保證注文的全面、準確、客觀、公正?!?/p>
“我想,前些年,《魯迅全集》的注釋問題之所以成為一個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成了一個不僅涉及中國文學史,而且涉及中國思想史和中國革命史,涉及80年黨史,以致關系到文藝界團結(jié)、政治思想戰(zhàn)線穩(wěn)定的這樣一個重大而令人望而卻步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對《魯迅全集》的注釋提出了過多過苛的要求?!?/p>
“我想提出一個建議,就是要給《魯迅全集》的注釋‘減負’,要明確我們注釋的目的主要是掃除閱讀魯迅文本的知識障礙,而不是要對魯迅著作中涉及的數(shù)百起歷史事件、4100多位歷史人物一一做出全面評價。那不僅不是注《魯迅全集》應當承擔的任務,也是我們力所不及的任務?!?/p>
我之所以提出以上建議,主要是借鑒了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在重版《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時的做法,得到了與會者的贊同。所以,2005年版《魯迅全集》有關注釋跟1981年版比較起來,比較客觀公正,顯得更加學術化,更具工具性。這個版本增補了魯迅24篇佚文、18封佚信、1500多條注釋,校訂了1000多處訛誤。
文字??狈矫娴膯栴}最復雜
當然,人無完人,書無完書。2005年版《魯迅全集》還有加工修訂的必要,我認為主要應該在注釋和??鄙显傧鹿Ψ颉>蛢?nèi)容而言,可以增補的應該不多。2022年年底推出的《魯迅手稿全集》有一個“雜編”部分,篇幅很大,影印了魯迅的聽課筆記、課堂講義、信封請柬之類,凡魯迅手跡幾乎收羅殆盡,但有些并不能獨立成文,所以大多不必收進全集。
注釋是《魯迅全集》的華彩部分?,F(xiàn)在各種魯迅選本出版不計其數(shù),因為魯迅作品已進入公版領域,但一般選本都沒有注釋?!遏斞溉返淖⑨屵€是要依仗跨界專家,包括現(xiàn)代文學、古典文學、文字學、外國文學的專家以及雜家再做加工。
文字??狈矫娴膯栴}最復雜。我認為,校勘的任務是恢復文本的歷史原生態(tài)。如果用當今的出版規(guī)范去改動歷史經(jīng)典,那就會破壞了經(jīng)典。朱正先生說,“孫用《〈魯迅全集〉校讀記》的校勘成果也沒有全部采用?!睂O先生這本書是我的案頭書,經(jīng)常用,但記得他是用初刊本跟集印本進行對校。這工作非常細致。問題是初印刊本不一定是善本,孫先生個人又無力找全魯迅作品的所有版本,魯迅作品再版時作者本人也有改動,如《〈吶喊〉正誤》。魯迅作品版本繁多,很難一一確定善本,匯校又幾無可能。我憑一己之力校讀過幾遍,發(fā)現(xiàn)不同異文之間,優(yōu)劣之分明顯的比較少,大多是處于兩可之間。如果擇善而從,不同??闭弑厝粫娙室娭恰?/p>
《全集》不是譯文集,但其中也有譯文,這主要是答增田涉問信件集錄。這部分約有十萬字,先后經(jīng)過林霖等多人譯為中文。但日本學者如藤井省三等認為,這部分譯文錯誤很多,需要重譯。題目和處理方式也需要斟酌,我支持這個意見。
從2005年到現(xiàn)在有19年了,又發(fā)現(xiàn)2005年版的文本和注釋中仍有少量訛誤,也發(fā)現(xiàn)了約十來件佚文書信。2005年版日文書信的譯文,我請日本學者藤井省三看過,他說錯誤不少。這是從譯者吳元坎開始一直留下來的。本著有錯即改、精益求精的態(tài)度,進一步修訂《魯迅全集》是必要的。如果能搞出一個更加完善的2026年版,那將是對魯迅逝世90周年的一個獻禮,也是再創(chuàng)出版史上的又一輝煌。
進一步修訂《魯迅全集》是必要的
修訂2005年版《魯迅全集》應秉持什么原則呢?我想提出“精準修訂”四個字。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不宜作顛覆性的變動。以當下的人力、物力,大施刀斧是做不到的,也沒有必要。作家個人著作的匯集其實有不同的編法,各有特點。以作品創(chuàng)作和發(fā)表的時間為序編排叫編年體;也可以按體裁編排,如小說集、詩歌集、雜文集等;還可以按內(nèi)容編排,叫類編?!遏斞溉窂囊婚_始就是基本上按魯迅生前自編文集分卷。比如1938年版第一卷收錄順序是《墳》《吶喊》《野草》,1958年版第一卷順序是《吶喊》《墳》《熱風》,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的順序是《墳》《熱風》《吶喊》,其實《墳》所收文章的時間跨度有19年。而《魯迅三十年集》打頭的則是《會稽郡故書雜集》。這樣編排,也打亂了自編文集出版時間的順序。
鑒于這種歷史狀況,我建議這次修訂仍以魯迅自編文集的出版時間為序編排,再補充集外佚文、書信、日記等。如果按當下的文體概念調(diào)整,勢必會造成新的混亂。魯迅的作品出現(xiàn)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探索期,帶有鮮明的實驗性,更何況魯迅所說的廣義雜文本身就是各類文體的雜集,并不是狹義的時評短論。文藝理論應該說明復雜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而不能讓前人的創(chuàng)作實際削足適履地去套入后人的理論框架??偠灾?,我要表達的意思是:這次修訂不要大動,只宜微調(diào)。
我所說的微調(diào),自然包括增補內(nèi)容、修訂注釋和??蔽淖秩齻€方面。吸取過去的教訓,增補佚文要特別慎重。1946年10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魯迅全集補遺》,這種輯佚工作當然價值可貴。但書中收錄了《百草書屋札記》和《藝文雜話》,這兩篇文章是許廣平提供的,而將這兩文寄給許廣平的那位“熱心讀者”正是文痞史天行(即史濟行)。這本書印刷八次,共12500冊,產(chǎn)生了不良影響。1952年3月出版的《魯迅全集補遺續(xù)編》,共收佚文104篇,馮雪峰同年3月12日致王士菁的信中寫道:“《補遺續(xù)編》粗粗翻了一遍,錯誤和不妥的地方,的確太多了。我同意你們所指出的三個方面,但錯誤則自然還有很多未指出的?!笨梢娧┓鍖κ珍涁牡臉藴屎車馈?/p>
《魯迅全集》傳承了無私奉獻的精神
最后想說的是:現(xiàn)在思想領域在弘揚種種精神,我認為《魯迅全集》實際上傳承了一種精神,這就是在文化建設領域的無私奉獻精神。一般讀者在閱讀《魯迅全集》時,誰能知道哪卷哪篇是哪位學者編注的呢?《魯迅全集》的編著者實際上又得到了多少報酬呢?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了馮雪峰、孫用、林辰、楊霽云、王士菁、王仰晨這些前輩,想起了陳瓊芝、包子衍、馬蹄疾、顏雄、應錦襄、蔣錫金、陳早春這些老師和朋友。
2005年版《魯迅全集》最終定稿時,正趕上了2002年11月至2004年6月發(fā)生的非典大流行。那時,郭娟、王海波、王麗梅等編輯都是小朋友,但也有了孩子,估計需要接送。我們每天喝一瓶同仁堂防非典的藥水,始終堅持工作。街上救護車經(jīng)過時撕心裂肺地尖叫著。我那時心想,郭娟她們不會惦記家人和孩子嗎?
我又想起了臨終前的林辰先生。他低聲對我說:“漱渝,我寂寞!”我還想起了王仰晨,他長期在膝上蓋一條毛毯,伏案工作,密密麻麻地校改《全集》的稿件。
我還想起了為注釋魯迅日記不斷抽煙長期熬夜的朋友包子衍。他得了骨癌,骨瘦如柴,站立時腿骨就會咔咔咔地折斷。
我還想起了馬蹄疾,他參與注釋了全集,又參與編撰了《魯迅大辭典》。當時他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工作條件,大家心里都明白。他快斷氣時還不到60歲,為了拖到滿60歲的那個時辰,他硬撐著,讓家人反復播放那首流行歌曲《昨夜星辰》。
魯迅在《憶韋素園君》一文中說:“是的,但素園卻并非天才,也非豪杰,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庇羞@種無私奉獻精神的人,都是“中國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