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小玫：禮貌語言本屬于社會語言學范疇。社會語言學是一種語言的社會應用。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禮貌語言座談會在政協(xié)禮堂召開，語言文明問題受到社會極大重視，對后來人來說也很有啟發(fā)性。請問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您是由于什么樣的機緣參與其中的？

　　魯寶元：四十多年前，1980年9月25日在全國政協(xié)禮堂小會議室召開以“禮貌和禮貌語言”為專題的座談會，由北京市語言學會發(fā)起，就是當年已耄耋之年的老教育家葉圣陶擔任顧問的學會。

　　1980 年6月18日，北京市語言學會正式成立。成立之后，會長張志公決定邀請社會各界知名人士舉辦一個關于提倡使用禮貌語言的座談會，以引起全社會重視，改變社會上語言運用方面的混亂狀態(tài)。我當時還在北外附校工作，擔任北京市語言學會兼職秘書，秘書長張壽康要我作為教師代表與會發(fā)言，因而才參與其中并見證歷史的。

　　任小玫：根據(jù)文獻資料記錄，那次座談會參加者既有語言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如葉圣陶、呂叔湘、張志公、胡明揚、張壽康、周祖謨、俞敏、徐仲華、趙世開等；也有教育界的中小學教師章熊、周蘊玉、李裕德等；還有文藝界的著名相聲演員侯寶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資深播音員夏青、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葉至善、從事服務業(yè)的全國勞動模范張秉貴，真可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

　　魯寶元：對。如今出席那次座談會的前輩許多人都已不在了，年輕的到今天像我，也七老八十了。當時一起工作的語言學會的專職秘書、后來的副會長奚博先2023年因病去世時也84歲高齡了。我與葉老的第一次見面，就是在北京市語言學會主持的這次禮貌語言座談會上。

　　任小玫：這次令人難以忘懷的、有關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問題的暢談會上，初次會晤，他留給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魯寶元：記得當時葉老就坐在我斜對面主席位置上，那時他雖已是86歲高齡，但精神矍鑠。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兩條銀白色的、微微向兩邊垂下的長眉和唇上一道同樣銀白色的胡須，顯出一副慈祥溫厚的氣派，讓人一見頓生敬佩之心。葉老第一個發(fā)言，一口帶蘇州味的普通話，一句一頓，清楚明了。

　　他主張，說話要有禮貌，語言要和禮貌聯(lián)系起來?！岸Y貌”這個詞，第二個字是“貌”字。這個“貌”好像是外表的東西，其實不然，禮貌是和思想意識、生活習慣有密切聯(lián)系的。禮貌不是外表，不是臉上笑嘻嘻，話說得天花亂墜，而是要“誠于中而形于外”。他解釋說“誠于中”就是要從內心尊重對方，“形于外”就是語言表達要有禮貌。只有對人的充分尊重，語言表達才有可能做到文明禮貌。

　　在友情提醒語文老師不光要作宣傳，還要自己帶頭——就是他說的“先盡其在我”——教語言要注意培養(yǎng)學生正確的、敏銳的語感的同時，他對只在形式上作文章的推行方法進行了分析和批評。尤其是，他批評某些人講話或作報告時常用無主語的命令句，一開口就是“要怎么樣，要怎么樣”。他詼諧地建議，應該把上面的話加上主語，改成“咱們要怎么樣，要怎么樣”，作報告的人也包括在內，聽眾就會覺得親切得多。

　　葉老的發(fā)言不長，但很有針對性，與會的人聽了都點頭稱是。當今存世的葉老的講話原文，主要是由當時北京市語言學會的專職秘書奚博先根據(jù)錄音進行整理的，加了一個標題，叫《誠于中而形于外》，發(fā)表后曾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任小玫：您的發(fā)言是最后一個，主要內容是介紹日本中小學禮貌語言和禮貌教育的情況，并指出日語中的敬語許多來自中國，我們應該恢復中華民族文明禮貌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重新建立禮貌規(guī)范，編寫禮貌語言教材，在社會推廣使用。我想，當時葉老是注意到了您就是那位給他寫過信、熱心語文教學改革的后輩吧？

　　魯寶元：事實上是的。會后，我和學會的人送葉老出門，才和他打招呼。葉老握住我的手再次肯定地說，“你們對國外語文教學的研究是有意義的”。時間倉促，沒有來得及多談什么，但我那時深深地感到，葉老已經不僅是我心中景仰的偶像，而且是一位我可以親近、可敬的前輩。

　　任小玫：那次禮貌語言座談會引起了社會強烈反響，國內外媒體的反應一定使您們深受鼓舞吧？禮貌語言是語言的社會應用問題。這個問題在中國的精神文明建設中有特殊性。因為在中國舊的禮儀模式屢遭破壞，新的又沒有認真去建設。完全恢復舊的不行，完全照搬洋的也不行。討論禮貌語言是對應用語言學的進一步開拓。

　　魯寶元：是這樣的。據(jù)奚博先先生后來寫文章回憶，在籌備禮貌語言座談會之初，北京市語言學會有的老先生是不無顧慮的。因為那時語言的教學應用還可以說說，語言的社會應用則被認為不是學問，“卑之無甚高論”，語言的機器應用則被排斥在語言學之外，語言的行業(yè)應用（包括科技）又被認為主要是各行各業(yè)的事。擔心討論起來沒什么好說的。等到座談會召開后，社會反響較大，才發(fā)現(xiàn)這個題目也有文章可做，覺得過去在語言與社會的關系方面，研究得很不夠。

　　座談會召開的第二天《北京晚報》頭版頭條就迅速作了報道。不久，9月30日，學會的領導和我們幾位秘書議論，既然社會輿論如此贊成提倡禮貌語言，學會中也有的學者和同仁，如語言所的趙世開先生，建議應該由學會組織編寫關于禮貌和禮貌語言的教材，作為群眾學習的范本，我們應該把這件事做起來。大家都覺得是個好主意，會長張志公先生等拍板，立即給北京出版社的白波同志寫了便函，敲定了這件事。

　　討論編寫體系時，決定按常用交際場景分類，如學校、家庭、社交、商業(yè)服務業(yè)、公共交通、娛樂、體育等等。每類之下又分為若干小項。每項中都包括禮貌說明與場景對話兩部分，把禮貌語言編進場景中。目的是想通過這種解釋和示例建立禮貌規(guī)范，學習使用禮貌語言。

　　任小玫：接下來就是與收到珍貴的葉老來信有關的這一部分故事了吧？

　　魯寶元：那時正好張壽康先生要我給葉老送整理后的發(fā)言稿，于是就又附了一封信，告訴他學會要編寫禮貌語言一書的事，順便征求他的意見。（插語：給葉老發(fā)信談編寫《禮貌和禮貌語言》是10月3日，可惜原件散軼缺失。）葉老得知此事之后，10月7日即給我回了信，支持編寫，并提出具體指導。內容如下：

　　寶元同志惠鑒:

　　葉圣陶

　　任小玫：葉老的回信，同樣給了大家很大的鼓舞吧？

　　魯寶元：當然！10月16日，《禮貌和禮貌語言》編寫組成立了。

　　任小玫：編寫小組的成員就是北京市語言學會會員您（魯寶元）、孫永安、林杏光、藤瑞、奚博先 5位同志。

　　魯寶元：對，秘書長張壽康、副會長胡明揚、理事徐仲華等先生參與指導。10月25日召開編寫會議，討論編寫計劃、分工等事項。然后編寫工作就緊鑼密鼓地展開了。編寫的方法是先把社會生活中常見的交際場景羅列出來，然后把各場景中常用的禮貌用語以對話的形式編入其中，必要的地方加一些說明。參加者分工編寫，進程也比較快。就這樣，小組用幾個月時間到學校、商店、旅館、餐廳、汽車公司、郵電局等單位進行了調查，并經過討論，于轉年的1月15日個人負責的初稿全部完成。由張壽康先生對全部的書稿進行統(tǒng)稿，奚博先先生也參加了編輯審稿工作。

　　北京市語言學會組織了兩次座談會。1981年2月27日，北京市教育局、新華社、北京出版社和團中央、北京市婦聯(lián)、中央宣傳部等單位的同志參加了討論會。3月6日召開了第二次征求意見會。編寫小組根據(jù)大家的意見，進行了內容的修訂。并加上了參加會議者的發(fā)言和部分學者的研究成果。

　　任小玫：時間進度方面，我聽說初稿討論會上中共中央宣傳部派來參加的同志也衷心希冀大家快點把這本書趕出來，作為文明禮貌的學習材料。是這樣嗎？

　　魯寶元：的確是。事關重大，書稿于9月1日完成交付北京出版社。12月9日校對清樣時，我發(fā)現(xiàn)日文排印有十余處錯誤，就仔細作了修改。那時的印刷還是人工用鉛字手排，排印工人不熟識日語的假名。1982年2月24日，我發(fā)現(xiàn)日文排印錯誤有的沒有改正，連夜去見了責任編輯唐棣華，在開印前，又特地到印刷廠作了修改。

　　國家層面具體的時間線是這樣的：1981年11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葉圣陶、季羨林、金克木、朱德熙、陳定民、侯寶林6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議案：建議從1982年3月1日起，把每年的3月作為“全民文明禮貌月”。提案得到一致通過。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lián)、全國文聯(lián)等9家單位，聯(lián)合發(fā)出《關于開展文明禮貌活動的倡議》，向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倡議開展“五講四美”文明禮貌活動。此后，又開展了以“五講四美三熱愛”為題的宣傳教育活動。1982年2月1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jù)中央書記處的指示，轉發(fā)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深入開展“五講四美”活動的報告》。報告中規(guī)定：每年3月為“全民文明禮貌月”。

　　任小玫：1982年3月，在首次文明禮貌月開始時，《禮貌和禮貌語言》一書就出版了。多么鼓舞人心的時刻??！

　　魯寶元：書一出版，一個月內就印了兩次，共計68萬余冊。并且，還出版了一個簡本的《禮貌和禮貌語言》手冊，第一次印數(shù)達121萬余冊。此后還重印過，印數(shù)不詳。

　　“倡導文明，書（輸）送禮貌”。這兩本書成批地擺上了各地新華書店的柜臺，成了職工和學生的學習教材。翻到第4頁，上面印著葉老給我們的那封信。當時我真沒想到這件事反響會如此強烈。機關、學校、企業(yè)也紛紛組織活動，一時間社會風氣明顯轉變。

　　新華社先后為禮貌語言座談會、《禮貌和禮貌語言》的編寫發(fā)了三次消息。后來唐棣華（責編）告訴過奚博先先生：“全國省、市、自治區(qū)以上的大報、重要刊物都作了報道、轉載。這我有剪報。”他沒有說全，還有一些行業(yè)性小報和地方報刊，也有的作了報道和轉載。外國通訊社屢有報道和評論?！秴⒖枷ⅰ吩谝粋€月內連續(xù)刊登這類消息和評論。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由民間學術團體發(fā)起的、引起國內外熱烈反響的大事??！

　　任小玫：以學術界前輩葉老、張志公老為首發(fā)起倡議，后來經北京市委和一些全國性的團體聯(lián)合，共同進一步發(fā)展成了“五講四美”運動，后又加上了“三個熱愛”，成為了內容全面的“五講四美三熱愛”運動。國家為此成立一個常設部委辦機構專門負責此事。文明禮貌由月轉成國家的常年工作，內容包括精神文明建設的所有重要方面，禮貌和禮貌語言也包括在內。直至今日，有關活動綿延不斷。可以說，這是語言學界的一次輝煌。

　　魯寶元：20世紀80年代社會各界積極向上，關注社會問題，為精神文明建設團結一心，獻計獻策，得到黨和國家支持和肯定，并取得了明顯的成績。

　　我有幸在老一輩語言學家的指導下，參與座談會討論和具體事務工作，及其后《禮貌和禮貌語言》一書的編寫工作，至今覺得對我從事的語言研究和語言教育工作仍有參考和借鑒作用。

　　現(xiàn)在回想起編寫《禮貌和禮貌語言》一書的事，覺得當時我們那些搞語言的人確實有點兒書生氣，以為靠一本書就可以規(guī)范社會的語言生活或靠宣傳運動就能解決問題。而回想起葉老一開始就支持我們的發(fā)言與信函，以及隨后醞釀通過的兩會提案等，心里覺得溫暖的同時，覺得他比我們的認識要深刻得多。他的信里一再強調“誠于中”才能“形于外”，他的著眼點是提倡人人都要以誠待人，提高道德水平，這樣出言吐語自然文明禮貌，而用不著人為地去強制。“禮者，誠與敬也”，著眼于真誠可信而不著眼于尊卑等級，這個說法要科學得多，因而也進步得多，完全合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

　　中共二十大報告在談到精神文明建設時，特別強調要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弘揚中華傳統(tǒng)美德，加強家庭家教家風建設，推動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準和文明素養(yǎng)等問題。在貫徹中共二十大精神的今天，回憶起自己投身其中貢獻了一份力量時，仍然覺得光榮和有成就感。

　　任小玫：禮貌和禮貌語言，在一定意義上，標志著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反映著一個民族的精神面貌。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的許多問題，需要語言學界去關心、去研究。歷史上如此，當下和未來也不例外。謝謝您關于葉老之于文明禮貌（月）的深情回望，謝謝您用史實講述證明了“語言學關心了社會，社會也就會重視語言學”。

　　（任小玫系北京民進統(tǒng)戰(zhàn)理論與會史研究分會副主任、外研社編審；魯寶元系民進北京市委會大學聯(lián)合支部原主委、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交流學院原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