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出版社即將迎來建社70周年的大喜日子。我早就想寫一篇回憶紀念文章。只是由于身處武漢保衛(wèi)戰(zhàn)、湖北保衛(wèi)戰(zhàn)抗疫中心區(qū)和主戰(zhàn)場一線，每日組織抗疫事務極為繁忙，所以難免有些耽誤。盤點過往，我浮想聯翩，與人教社近40年交往合作的點點滴滴開始涌上心頭。

　　1982年1月，我從華中師范學院（今華中師大）歷史系77級畢業(yè)分配到學校新成立的教育科學研究所，在董寶良老師直接指導下參與建所之后的第一項大工程——編輯多卷本《陶行知全集》（該書后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隨著資料掌握的不斷深入，我嘗試著寫了一篇《陶行知論解放兒童創(chuàng)造力》的小文章，并投給了人教社剛正式創(chuàng)刊不久的《課程·教材·教法》雜志。從歷史學科轉到教育學科，并給教育學期刊投稿，說實話我的內心還是有點忐忑的。想不到，呂達老師對我的這篇小文章很肯定，很欣賞，特地回函鼓勵，認為探討了一個很有時代意義的問題，對于今天我們如何培養(yǎng)學生創(chuàng)造力有重要啟示。該文很快刊發(fā)在1984年第3期《課程·教材·教法》上，編輯還特加按語向讀者重點推薦。緊接著，1985年人教社編輯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又收錄了我撰寫的論文《陶行知解放兒童創(chuàng)造力教育思想的研究》。這是我在陶行知研究方面發(fā)表的比較早的兩篇文章，讓我印象深刻、記憶猶新，與我當時在《歷史研究》等雜志發(fā)表的《陶行知生年考》等幾篇文章一起，開啟了我的陶行知研究之門，我也因此與人教社結下了不解之緣。

　　1985年我隨董寶良教授攻讀碩士研究生學位，開始系統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實踐，重點研究陶行知與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關系。1988年我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后，又在華中師大近代史研究所，隨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先生研究陶行知與中國現代文化。開沅師視野宏闊，建議我一方面著手編撰《陶行知年譜長編》（初稿），以便打下堅實史實基礎，另一方面，指示我盡量了解國外陶行知研究概況，打開自己的學術視野，以便知己知彼，借鑒超越。我遂廣為搜羅，收集整理了一批珍貴的國外陶行知研究資料。在整理國外資料過程中，我感到這些資料極為難得，何不干脆將之整理出版，讓學術界同仁分享，以共同推進國內陶行知研究呢！于是1990年下半年，我將編選整理的40余萬字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寄給人教社呂達老師。他考慮到分工的原因，當即將之轉給了時任人教社教育室主任的邱瑾老師。邱瑾老師是上世紀60年代初北師大中國教育史研究班的學員，與教育史名家王炳照、苗春德、陳德安、何曉夏、楊煥英、宋元強、吳玉琦等是同學，功底深厚，工作嚴謹。經過邱瑾老師的精心編輯，書稿質量有了很大提高。記得1990年底至1991年初元旦期間，為趕在春節(jié)前校對完書稿，我沒有回武漢與家人團聚，而是住在人教社沙灘后街原址附近的《紅旗》雜志社地下室里核校書稿，地下室里沒有暖氣，每天我一個人冷火秋煙，埋頭苦干，夜以繼日，終于搶著趕完核校，使該書于1991年春節(jié)之后順利出版，這是我為撰寫博士學位論文而完成出版的一個“副產品”，也是我個人出版的第一本學術圖書。此后我又在章開沅、董寶良等先生指導下，陸續(xù)單獨或與人合作在人教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論著選》、《陶行知與中外文化教育》、《陶行知教育名篇選》、《陶行知大傳》（上下卷）、《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編本）等，還在人教社出版了《中國近現代教育思潮與流派》、《教育史學通論》（上下卷）、《教育公平論》、《牧口常三郎教育論著選》、《教育史研究與評論》（第三輯）等，前后合計700余萬字，其中多部論著在人教社責任編輯老師的精心編輯下，出版后都得到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充分肯定。如《中國近現代教育思潮說與流派》《教育公平論》兩本書分別獲得第二屆和第六屆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陶行知教育論著選》入選中宣部首批“中國文庫”，也是教育類圖書首批入選的唯一一本；《陶行知研究在海外》獲得首屆中國陶行知教育理論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等。

　　借助人教社這一平臺，我也從此一步步走上學術道路，并開始為陶行知的弟子們如教育部老領導及中國陶行知研究會老領導劉季平、方明、張健等許多前輩和教育史學界、教育學界同行們所了解、所熟悉，在前輩的獎掖栽培與同行的鼓勵支持下逐步成長。可以說，從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這40年的時間，是國家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40年，是教育事業(yè)不斷發(fā)展繁榮的40年，也是我個人學術生涯發(fā)展最快的40年。我從一名初出校門的大學生，與教育研究和教育出版相伴隨，逐漸成長為教育學界、教育史學界和陶行知研究領域的一名專家學者。這些都離不開前后幾任人教社領導，離不開人教社一批資深編審，如呂達、邱瑾、郭戈、王莉、鄒海燕、劉立德以及中青年骨干編輯馮衛(wèi)斌、韓華球等人的鼓勵和支持。

　　除此之外，人教社還幫助我搭建了交流平臺。從2007年開始，我們長江教育研究院（國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每年3月3日都要與人教社合作在京舉辦“北京·長江教育論壇”，借助每年全國“兩會”的時機，邀請一大批國內教育專家討論兩會提案議案建議以便修改完善，更好的發(fā)揮咨政建言作用。顧明遠、陶西平、朱永新、徐輝、龐麗娟、談松華、張力、謝維和、孫霄兵、楊銀付、文東茅、史靜寰、程方平、石中英、孫杰遠、李森、陳鵬、劉暉等不少國內教育學界的著名專家學者以及教育部司局領導都曾參與過“北京·長江教育論壇”的活動，并對我們的兩會提案議案建議提出了有益的建議。在人教社黃強社長、郭戈總編輯等的領導下，立德同志帶領他的團隊，每年都認真負責地籌辦“北京·長江教育論壇”會務。我與立德交往已久，我的多部著作皆是經他之手出版的，同時立德還是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副理事長，無論是從工作還是學術，我們都合作得很好。每年論壇方面的合作更是如此。不曾想十多年過去了，“北京·長江教育論壇”已然成為國內教育界的一個品牌論壇項目，并衍生出“南京·長江教育論壇”“西安·長江教育論壇”“天津·長江教育論壇”“寧波·長江教育論壇”“鎮(zhèn)江·長江教育論壇”“廣州·長江教育論壇”“海南·長江教育論壇”等全國各地多個論壇，涌現出了一批中青年知名教育學者，并演變成了一個個提攜后進、鼓勵年輕人成長的平臺。這也算是我們與人教社為學界做出的一點貢獻吧。有些遺憾的是，今年的“北京·長江教育論壇”由于疫情的原因停辦了一年，我希望后面有機會再彌補，培育好我們共同的“孩子”。

　　緣分總是如此巧合。近40年前我因“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而與人民教育出版社結緣，今年人教社成立70周年之際，我與學生劉大偉又將在人教社出版《陶行知年譜長編》（四卷本）。這些巧合都讓我感受到與人教社的同仁們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追求，那就是為了辦人民滿意的教育。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我與人教社合作成長的近四十年，正是中國教育高質量發(fā)展的四十年，而人教社作為中國教育出版行業(yè)的領頭雁，將我們這些分散在天南海北的教育學者粘合在一起，共同參與了這場發(fā)展盛宴，所以我要衷心地說一句“謝謝”！。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人教社70年走來，風雨兼程，與時俱進，形成了今天在教育出版界的地位與大發(fā)展格局。我相信，在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的進程中，人教社還必然會有更大的作為和擔當，也必將成為中國教育出版界的“合抱之木”“九層之臺”，繼續(xù)引領中國教育出版的方向！

　?。ū疚淖髡呦等珖舜蟪Ｎ瘯瘑T、民進湖北省委會主委、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學科評議組成員、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